宏观经济形势和供给侧改革
大家下午好！根据会议安排，讨论一下经济形势和供给侧改革。中国经济下行已经持续六年多，什么时候能够触底，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现在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系列突出的矛盾和问题。
一个是产能过剩和需求升级的矛盾，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提高，住和行的主导需求结构，应该说在悄然发生变化。我们住房城市常住人口拥有量户均已经突破了1.1套，按照我们那里的抽样，当然这个不平衡，一线城市要比三四线城市要高。每千人汽车拥有量也达到了137辆，保有量已经到1.9亿，城市居民是7.9亿人，供需的形势在发生变化。另外一方面，供给侧很难随着需求侧的升级而相应调整，国有企业占有的厂房、设备、土地、劳动力不能有效的退出来，所以这个矛盾现在还是很突出的，就是无效供给比较大。
第二个是增长的内生动力，应该说现在还是不足的，主要的表现是投资的增长乏力，投资里面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投资。虽然去年年末开始有所回升，但是现在很难断言投资已经开始摆脱低迷的状态。去年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是3.2%，今年1、2月份有一点比较强的回升。但是它有一些背后的矛盾还需要再进一步解决。最重要的是产权的安全性担忧，当然民间投资市场的变化有一些理性的调整。但是对产权安全性的担忧现在是影响投资的重要因素。
最近中央国务院专门下发了一个文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我想这个文件有很强的针对性，它里面提到了一些用的话叫有错必究，特别是要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如果真要纠正一批的话，我觉得对市场的预期影响会很大。也提到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行法定，在新旧法制从旧兼从轻等原则，以发展眼光客观看待和依法妥善处理改革开放以来各类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第三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应该说现在的影响面也很大，就是高房价与高库存。一二线是高房价，三四线是高库存，住房的价格总体趋势面来看跟货币供应量有比较大的关联性，它是个基础条件。但是对一线城市来说更重要的是地价，地价对房价的拉动更为明显。当然现在对房价的讨论越来越多，到底是什么因素呢？现在有的人说它就是为了搭上最后一班车，不光是价格的因素在起作用，它要取得一种身份，要搭上这班车。如果是这种因素的话那就更加复杂了，我觉得住房是当前影响经济面很重要的问题。
第四个是金融风险的积累，表现在诸多方面，当然银行不良率的上升，过去已经持续了十三个季度，去年四季度不良率有所下降。但是我觉得这些数字后面的真实情况，有些数据我觉得可能不完全反映问题。我觉得实际的不良率，很多人都认为包括关注类贷款当中有多少是不良的呢？预期很长的是不是不良，数字后面更重要的是问题的本身。
债券的违约也在增加，从趋势面上来看去年违约金也增加了2.2倍。金融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包括债券，直到今天收益率居高不下，风险溢价也在提高，给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个情况一直在持续。
还有就是资本外流的风险依然存在，尽管这次美元加息，因为市场提前消化。但是这种压力始终还是存在的，随着特朗普推出一些新的政策，包括他们的财政部正在制定减税的法案，这对资本的外流也会形成一定的压力。如果美联储继续加息的话，这种压力会始终存在。
第五个总体来看是区域分化特别严重，现在有些地区经济明显改善，但是仍然有些地区非常困难。总体来看，南北的分化比较突出，北方像东北蓝的这一片，华北的河北和山西，像西北的甘肃，当然也包括新疆，这种资源性的省份，重化工比较大的，现在普遍面临经济的放缓，财政收入的下降，企业利润的下滑，债务负担非常沉重。我们去一些城市，当年的收入都不足以偿债，养老金入不敷出。现在有七个省养老金缺口，主要集中在北方的省份，劳动力外流，包括人才外流。
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我觉得根源还是结构性的，现在我们一般把它归类为三个，一个是实体经济自身的结构性失衡，就是供需的错配。我们推进供给侧改革，核心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供需的错配没有根本解决。供给段的资源和生产要素比较有效的再配置。
由于供应结构的错配，就造成了实体经济利润大幅的下滑，这种下滑就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体系内通过所谓的创新增加杠杆率来获取收益率，这个矛盾很突出。所以你说货币供应量增加也不往实体经济流动，这个矛盾短期内很难解决。
房地产是金融资源比较集聚流动的领域，房地产从去年来看占新增贷款的比重39.2%，比过去两年大概要翻一倍，甚至多一点，超过历史同期水平。资源过度向房地产领域的集中，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也扭曲了资源配置，这也造成了所谓的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所以这三个失衡是背后的关键性因素。
第二个问题是2017年的走势。现在就全球经济来看，经过金融危机以后八年的调整，应该说出现了一线曙光，它主要表现是主要经济体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有的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经济指标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这个图是G20PMI加权值的合成指数，可以看到它已经出现了已经明显的回升，G20的工业或者制造业的PMI在明显回升。从美欧日的经济指标来看，也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大宗商品市场出现了转暖的迹象，包括矿石价格和原油价格都有转暖的迹象，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积极的。
通缩的压力在减缓，从主要经济体来看，它的CPI都有所回升。十年期的国债利率也出现了上升的迹象和态势。
金融市场风险偏好也有所提高，特别是美元指数经过了前半程强劲的抬升以后，现在逐步的进入后半程。所以市场对美元升值的反应也不像过去那么敏感，对美元资产集中的配置也出现了调整。所以资金单向从新兴市场流出的压力也在减缓，这是从国际上看到的变化。
应该说国内去年下半年以后也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第一个是在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下，工业出厂价PPI出现了强劲的回升，去年9月份以后出现了强劲的回升。正是由于工业品价格的抬升拉动了工业企业的利润持续的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2月份增长了31.5%，这是过去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当然这个也是不可持续的，主要的是上游产业，包括煤炭、钢铁，它是在价格回升的拉动下，煤炭利润猛涨，当然也有去年基数很低的因素，去年的基数非常低。但是至少它是一个变化。
然后是企业的投资信心有所改善，因为我们觉得制造业投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民间投资这两个是反应市场主体预期改善程度的。所以从这两个指标来看，一个是民间投资去年是3.2%的增长率，今年1、2月份是6.7%。制造业投资去年是4.2%的，去年一度出现负增长，今年1、2月份也有比较明显的抬升，所以这是市场性的投资。
从产出来看，无论是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它的产出都开始趋稳，没有持续的下滑。如果要看工业增加值，今年1、2月份是6.3%，比去年同期强劲回升了0.9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也在改善，产出这一块明显改善。
资金跨境流动和汇率贬值的压力趋缓，资金的流出过去几个月，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美元的流出，但是今年1月份回正了，净流入69亿美元，我们外汇储备又重新回到3万亿美元之上，当然这个跟我们央行资本管制也有关联。但是我觉得背后跟市场预期的变化也是有关联的。
总体来看，我们的判断2017年经济筑底的概率比较高。它的上行和下行两种力量平衡还是比较脆弱的，经济要趋稳，我们觉得还需要继续创造一些条件。
第一个是投资要回稳，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去年制造业投资是4.2%，年中一度有过负的增长，下半年开始回升。今年1、2月份是4.3%，上生了0.1个百分点，我们做了国际比较，从日韩的经验来看高速增长转到中速增长以后，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大体稳定在3%到5%这个区间，我们是否正在向这个区间回归，慢慢向这个区间收敛。所以今年如果趋势能够延续，我们觉得今年有望回升到5%左右，就是制造业的投资。
制造业占整个固定资产投资接近1/3，制造业投资的回升可以对冲掉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因为我们认为尽管1、2月份房地产投资是回升的。但是是不可持续的，随着调控措施的收紧，房地产的投资到今年后几个月一定会有明显的下降。所以我们制造业投资抬升能够对冲掉房地产投资的下降，而基础设施投资现在非常强劲，从1、2月份来看超过20%的增长率，这个可能跟要召开十九大有一定的关联，地方出现了投资基建的热潮，前一段媒体热炒45万亿，基础设施投资维持在高位，房地产投资的下降可以对制造业投资的回暖对冲掉，这是经济回稳筑底重要的条件。
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增强，现在应该说已经开始了补库存的现象，而且从后期的周期来看现在也到了补库存的周期。这个对经济的回稳也非常重要。
新的增长动力加快成长，现在无论从新的技术，新的产业，新的服务模式来看都有一些新的东西，包括人工智能、量子通讯、虚拟现实、大数 据、云计算、机器人、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社交媒体等等发展都很快。但体量还是比较小，所以我们说要培育新动力，但是很重要的还要给旧动力嫁接新技术、新体制、新模式，让它能够长出新的增长点，需要两种力量来共同推动。但是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金融环境要有所改善，尽管我们说银行去年四季度不良率有轻微的下降。但是非银行金融部门的风险仍然在不断的积累，特别是债券市场。怎么样稳定金融环境，这对经济的回稳也非常重要。
下一步如果各方面条件具备，能不能进入到相对平稳的中高速平台上。当然这个平稳是相对的，它也会有波动。我们判断因为我们的降幅，从2010年以来降幅已经达到40%，去年6.7%相对于2010年增长速度的降幅达到40%。从日韩的经验来看下降40%以后，它会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所以我们已经接近这一水平了，也具备了逐步企稳的条件，这是从国际经验比较来看。
如果能够稳住，我们说“L”型的增长有望进入到下半程，如果上半程是以减速为主要特征，以利润率下降为主要特征。下半程它更主要的任务是提高增长的效率和质量，然后以防风险为它重要的特点，上半程经济减速，然后利润大幅收缩，这个特征比较明显的话，进入到下半程，它怎么样提升质量和效率。同时有效的防范风险，它的阶段性特征会发生变化。
最后，我讲一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现在这种态势下宏观调控应该怎么走呢？到底是通过加大投资力度来使经济趋稳，还是宁可牺牲一点速度也要坚定的推进改革，这是两种选择。
现在如果按1998年、2008年的模式扩大投资这种模式拉动增长，我觉得会受到两个条件明显的制约。一个就是投资效率持续的下降，2008年以后我们用增量资本产出比来计算，每新增一块GDP的投资是明显上升的趋势，这是08年以后，所以你要扩大投资，这种效率的下降还会持续。你要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条件下，你要稳定的增加产出，前提肯定是要增加杠杆，它必然是这样的。如果单位投入是下降的，必然的办法是增加杠杆。所以你的负债率还会上升，你要通过扩大投资。与前面对应的2010年到2015年我们的负债率年均上升16.6%，比GDP增长率高很多，所以这也使得我们杠杆率上升速度要比国际上其他的经济体快很多。按照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我们负债率的上升甚至比希腊还快，树不能长到天上去。你要用扩大投资的办法风险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办法还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年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它带来了最积极的变化，当然它在体制机制上也有调整，从经济运行上最直观的变化带来了价格的由负转正。企业利润由降转升，就业的增长区域改善，这是去年的变化。
今年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明确了继续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的要求，今年不光是钢铁，钢铁去年的目标是4500万吨，年末是6500万吨，煤炭是2.5亿吨，年末实现2.9亿吨。今年明确钢铁要压5000万吨，煤炭是1.5亿吨，关键是火电还要压5000万装机，我们火电装机已经超过16亿千瓦了，在建的规模还有4个亿，现在电也过剩，要给电找出路，华北地区正在煤改电，实际上也是给电找出路。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防止死灰复燃，现在煤价的回升，钢材价格的回升，我觉得下一步去产能的难度会大大加大。昨天我看贵州电媒已经亮红灯了，也就是说储煤已经不够了，电煤开始紧张了，你还去不去产能，所以这个矛盾会越来越突出。
怎么样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无论你去产能的难度有多大。但是僵尸企业这一块，我觉得它没有多少产出，但是在消耗资源。去僵尸企业关键是重建市场化产能退出机制，我们不能过时几年又要去产能，机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
去库存主要是三四线，我觉得三四线作为最关键的就是人口净流出的城市，因为中国城市人口流动基本态势都是往大城市集中。因为我们大城市所谓的的经济活动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城市。所以它使得中小城市的基本流向往大城市聚集，所以在人口净流出的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一定要控制土地供应量，就是所谓的人地挂钩，你的土地供应要跟人口空间配置相适应。
最迫切的是能不能尽可能都是货币化安置，今年国务院明确要搞600万套棚改，能不能都尽量货币化安置，这样可以消化掉600万套存量。
鼓励农业转移人口买房，现在三四线城市从样本来看有一半都是转移人口在买房。所以这方面如果结合户籍制度改革，有些鼓励性的措施，对消化三四线的库存会有积极的作用。
我曾经去过一个城市遇到一个市长，这个市长问我，我这个城市建好房子的套数，比这个城市的户数还多，他问我怎么办。我查了一下这个城市的人口也在净流出，你们说能怎么办呢？这是我遇到的事。
还有就是去杠杆，去杠杆很难马上去杠杆。所以总的方向第一步是把杠杆率的增速降下来，所以今年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总规模，去年定的是13，今年定的是12，明年能不能定到11，控制杠杆率的增速，因为它实际比GDP的增速要高，我控制它的增速。第二步才可能稳住杠杆率的水平进行杠杆结构的调整，然后才能把杠杆降下来，总的趋势面应该是这样的。
现在最难的是企业的杠杆率，我们企业一般公认是GDP的1.7倍，我们去年的GDP是74.7万亿，1.7倍去乘怎么也是一百多万亿，我们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4.35%，你拿到基准利率很困难，我们就算是4%或者是4.3%，一百多万亿一年的利息是多少，初步算一下比去年GDP的增量还多。所以我们企业的偿债要比一年的GDP增量还多，那等于你一年就白干了，全部还给银行了。所以企业最大的成本来自哪里，我觉得是负债的成本，偿息的成本，这是最大的成本。杠杆率降不下来，企业成本怎么能下来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人说我们为什么提负债率高，是以债务融资为主，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如果你偿债能力很强，你的融资结构是什么结构不重要，如果你偿债能力很强，你跟什么融资结构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个会掩盖一些问题。所以根本还是要提高企业的生产力，你总是拿融资结构去说事会掩盖很多本质性的问题。当然现在推进所谓的市场化债转股，这个量还很小，因为银行真要认帐的话，我觉得这个量是很小的。而且这里面大家说的所谓的道德风险。当然现在用市场的方法去做，总的来说规模还非常有限。
然后就是降成本，现在国务院也明确了要进一步降低企业的税和费的成本要降5500亿。现在税这一块主要是增值税，因为营改增以后增值税率的调整，现在财政部明确四档能不能规定为三档，原来是17和14两档，新的两档是营改增以后新设的，如果四档能归并为三档，我觉得实际上这就是降税的调整。具体的方案没有，当然财政部已经露出了他们倾向性的意见。还有就是费，现在要清费，这些都会降低一部分成本。如果利息成本能降低，税费的成本降低，我觉得企业的成本会明显改善。当然还有一块就是制度性的交易成本，现在所谓的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缺乏激励机制，以前弄两张卡，吃顿饭，然后OK一下，现在你给他，他也不敢要，我听了好几个民营企业家，我一天银行的利息都要付多少，我给你一张卡算什么，你拿着你把事给我办了不就完了，问题是他敢拿吗？现在怎么样激励他干事，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他干事可能风险更大，越干事风险越大，他为什么要干事，你怎么激励他干事，这是新的环境下要解决的问题。
最后是补短板，我觉得补短板成了地方政府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托辞。现在硬件的短板总体上已经大大缓解了，根本的是软件的短板。现在最迫切的，我觉得是统一信用平台的建设，每个企业，每个人，每个个体，它都能通过信用平台能够获取它的信用记录。我觉得这个现在已经到了很突出的阶段，特别是下一步搞共享经济，你没有信用，这个东西没法往前做，所以软的短板更加突出。
然后是农业的供给侧改革，这也是今年新提出的任务，当然服务业也有供给侧改革的任务。为什么农业突出呢？现在粮食的储粮越来越大，已经超过一年的产量。其中一半是玉米，你要到东北去2011年的玉米都在仓库里面都粉末化了，当地的干部说猪都不吃，这都是财政收进来的，说明我们原来的价格失灵了，我们的收购价完全没有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你不断的抬高价格，玉米的收购价最高到1.12元，价格没有资源再配置的功能了。所以今年实在是不能收了，然后一下子掉到0.5元，你收了怎么办呢？下一步小麦怎么办？稻谷怎么办？现在国际市场粮价比我们便宜的多，所以粮食走私很猖獗，这就涉及到制度需要相应的调整。另外，怎么增加市场需要的绿色农产品的供给，这个是我们说的农业的供给侧改革，这个矛盾现在也突出了。
中央这次提出要振兴实体经济，过去我们经济能够做到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不是靠虚拟经济做起来的，肯定是靠实体经济。但是现在实体经济的收益率又在下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不光是金融资源，实体经济本身，现在大的制造企业都有房地产公司，这个也是中国特有的。现在房地产调控了，下一步都搞金融公司了，它本身也在脱实向虚，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觉得也是非常迫切的一件事。当然我觉得根本在于提高实体经济的生产效率，这个也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增强实体经济与市场经济需求、升级、调整相适应的能力。然后使得我们制造能够从简单的加工组装转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把实体经济做优做强，我觉得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是房地产的平稳健康，中央也把它列到供给侧改革里面。就是要明确房地产的定位，房子是拿来住的。但是这种定位是需要靠制度来实现的，所以提出来要建立符合市场规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我们房地产顶层设计。比如说保障性住房到底占多大的比重，香港都接近一半，新加坡比重更高，像我们这种体制下应该占多大的比重，这就是顶层设置，说不清楚。现在我们说到“十三五”末2020年争取可以达到20%，我们最低的时候只有10%，这就是顶层设计，你对住房制度应该有一个说法。
在具体政策上，我们说需要一些长效的机制。第一个是人地挂钩政策，净流出的你要减少土地供应量，净流入的你要增加土地供应量，现在涉及到农村集体经营型建设用地能不能入市，这是三中全会提过的同权同价，这逼着你往前走。
然后是房地产税，这是大家很关注的。我的理解，我一直有这么一个观点，如果把房地产税理解为调节房地产价格，我觉得至少是不全面的，西方国家的房地产税是基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你看它的社区，它的公共服务水平高。比如说学校好、医院好、治安好，它的房地产税率一定高，它是公共服务的收入来源。现在我们更多的把房地产税理解为调控房地产价格，它有没有价格调控的功能，肯定有。但是我觉得这样理解肯定是不全面的，这件事我觉得到了需要去做的时候了。有人觉得很难，我觉得你要制定统一的标准肯定很难。比如说到底是扣一套房，还是扣人均50米，我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定一个原则，因为各个地方差异性太大了，你说难吗？上面定一个原则性的框架，各地在这个原则性要求下根据当地的情况来制定具体的细则，我觉得这样就容易推行，你怎么可以做一个统一的标准呢？到底扣多少要根据各地具体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迟早要解决。
但是要根本解决我们住房价格一线过高的问题，根本还在于调整我们城市的空间结构，我去过美国，美国一个市第十大城市97万，说明美国超过一百万的城市最多是十个，我们一百万以上的城市160个，千万以上的城市都好几十个，而且越涨越大，现在武汉占湖北1/3，成都占四川1/3，现在又在搞新区，成都是天府新区不是越整越大吗？所以大城市资源越来越集中，而且公共资源高度集中，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文化设施，一定是在最高等级的城市。
比如河北原来盛会在保定，后来到石家庄，石家庄我不知道原来是不是个庄。但是现在保定怎么能跟石家庄比呢？资源配置根据行政等级配置，这种城市空间结构价格，中小城市永远也长不到。所以你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制度上来解决我刚才说到的问题，最好的大学为什么要在首都呢？美国是在华盛顿吗？英国是在伦敦吗？最好的医院一定要在这里吗？你发现这种配置很难改变特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无限的吸引力，户口不敢放开，城市和房价也很难下降。
最后一个是创新要解决的问题，供给侧改革我始终有一个观点，它的核心是创新，提高要素生产力，这是供给侧改革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要看我们的要素生产力，劳动生产力我们跟国际比差距太远了。资本的产出率，我们也是明显的下降趋势，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跟国际距离也很大，这个是我们改革的空间。供给侧改革要解决什么，供给端的效率。
所以最根本的还是要创新，我觉得创新最关键的就是要激发企业家的热情，什么是创新，创新是技术的商业化，最关键的企业家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创新。马云、马化腾、任正非他们又不是科学家，他们的创新是靠谁来实现。所以我们政府的角度就是要推进一系列改革来使得企业家的创新有足够的空间，包括放宽市场准入，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形成一个平等竞争的环境，推动企业的市场化兼并重组，这些都是为创新创造条件的。
现在就是人力资本的提升，我们是一个制造大国，但是我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很低，我们制造一线工人大量都是农民工。未来我们要培养职业的技术工人，我们的大学教育制度也需要改革，地方的很多大学现在招生也越来越困难，能不能改造职业技术大学，就像德国的那种模式职业技术大学，这是改变我们生产力很重要的措施。
还要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包括科研机构的改革，我们的科研体制都是前苏联模式，怎么建立市场化的研发机构，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让这些要素能够流动起来，不流动怎么提高配置效率呢？资金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我觉得这些改革才能有效的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我就给大家报告这些东西，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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